五四百年特稿——从戊戌到丁卯的螺旋（上）-青岛报纸电子版

康有为
    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戊午，夏历二月初五，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敦仁里延香老屋。1927年3月31日，民国十六年，丁卯，夏历二月廿八，康氏逝于青岛福山路天游园，葬李村象耳山。终年七十岁。从戊戌到丁卯，也就是从1898年到1927年的三十年，其中包括1919年5月“还我青岛”的“再回首”，康有为与胶州湾东岸新城青岛的关系，如同螺旋。
    螺旋这一类似螺蛳壳纹理的曲线，放在康有为的最后三十年身上，便将生物学的常见形状，映射成了一种个人野心、社会变革与时代演变相互交织的行为模型。螺旋可左可右，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恰似近现代中国社会生长的不同博弈形态。幽暗之中投一束光进去，忽明忽暗的密密匝匝，便集合起了眼花缭乱的变局，转回之间，风驰电掣。
戊戌
    胶州湾抑或是青岛，在戊戌年前名不见经传。
    1897年11月14日德国对胶州湾的武装占领，像一个分水岭，无处遁形的大清国，病灶一下子被挑开了，凛冽的寒风从胶州湾被撕裂的陆地上刮进紫禁城，让帝国的政治神经，顷刻间哆嗦起来。
    1898年的戊戌开端，以一个猝不及防的姿势，拉开变革帷幕。戊戌正月初三，当四十岁的康有为和大清国的一干政治精英，在京师就几个月前的胶州湾事件开始口诛笔伐的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最终会埋葬在这块北方海边的土地上。这个时候，他其实并不确定青岛未来的意义，更不知道李村这个陌生的村庄，会成为归宿。对康有为来说，这个时候的胶州湾，不过是实现其政治变革目标的一枚棋子，他紧紧攥在手里的目的就一个，这就是打击京师那些反对改革的政治老人。
    于是，戊戌正月初三这个寒冷的日子，宿命一般预示了康有为三十年后的结局。胶州湾这枚棋子，砸中了大清国，也砸中了康有为自己。
    1898年的戊戌，之所以被许多国人记忆，是因为发生了流血的政治变革。而戊戌之始，胶州湾就已然成为这场局变的导火索。回头看，民族、民权和民主，自主、自立和自决，农耕思想的日落西山与现代性思潮的咄咄逼人，形形色色的时代谜团相互缠绕，令戊戌变局的爆发，迫在眉睫。自戊戌始，由胶州湾抑或是青岛串联起来的诸如李鸿章、翁同龢、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康有为、孙中山、盛宣怀、徐世昌、丁惟汾这些面目各异的权力符号，已足够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版图，涂抹得眼花缭乱。
    1898年1月23日，戊戌正月初三，在京师过年的鞭炮声依然此起彼伏的时候，围绕着两个月前的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狂甚”的民间变法领袖康有为和皇帝的师傅翁同龢以及李鸿章等一干人马，已开始在总理衙门激烈地争辩起时局。作为持续发酵的变法冲动的意外刺激，胶州湾事件的出现突然增加了火药味的语言较量，显然比外面劈劈啪啪的爆竹，更具威胁性。被“传”到总署的康有为，一股脑儿给皇城的权力精英们，摆上了“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等一桌子改革菜单，把大清国的命运和胶州湾的困局紧紧捆绑在一起。
    到了这时辰，大清国的政治老人们终于开始觉醒，胶州湾果然是条危险的船。现在，这条着火的船，摇晃着向他们驶过来了。
    忙活完回家，已是灯后，尽管翁同龢 “愤甚惫甚”，一进门却又被告知，仆人范升死了。小人物范升之死不是大问题，但他的离亡给了主人一个不祥的暗示。
    围绕着胶州湾事件，在戊戌正月过后的一百多天里，德英俄日等帝国的力量角逐、总理衙门在处理事变上的习惯性优柔寡断、京师决策核心的利益争执和勾心斗角、皇家中央内部以及张之洞等地方势力在康有为上书压力之下发生的意见分裂、改革者野心勃勃的运筹帷幄，已经把戊戌年中国政治的大致走向，提前进行了预告。
    在东堂子胡同的谈判链条上，一千公里以外的胶州湾命运抉择，几乎没有悬念。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4月27日，德国宣布胶澳为其保护地，设立胶澳督署；8月20日，中德签订《胶澳租地合同》，勘定胶澳边界及界石位置。汇泉、沧口和李村，都被圈在租借地的里面，这也包括康有为未来的住所和坟地。一个是绿葱葱的嘉寓，一个是孤零零的荒坡，苍凉和灿烂，相互依存，互为因果。
    与此同时，康有为不遗余力推动的京师变革，也在如火如荼地上演。1898年6月2日，康有为的变法方案出台。这中间连同戊戌春节在内，一共是六个半月，在这个关键性的早春，胶州湾事件在一群以康有为为首的并无多少政治资源的知识分子手中，终于聚合成一场得到顶层支持的改革运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维新开始。一连串的变法措施走马灯一般上下翻飞，摆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势。胶州湾牵引出的世纪变革，终于让康有为这些变革者们痛快淋漓了一回。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 9月19日，慈禧太后回宫，9月21日临朝宣布戒严，废除新政，一百零三天的清国维新气喘吁吁，最终功亏一篑。接下来，康有为逃了，六君子死了，新政废了，皇帝成傀儡了。胶州湾那边的动作，却依然快马加鞭。 9月2日，德国宣布胶州湾为自由港，向各国开放，同日公开青岛新城规划。戊戌深秋，在京师“克己复礼”的惶惶之中，作为曙光之城的青岛，如同一只兔子，开始在新的起跑线上奔跑。
    也就在1898年的这个夏天和秋天，伴随着皇城各个政治力量的彼此消长，遭到张之洞竭力反对的胶济铁路，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眼看着这条铁路在1904年建成通车，自青岛出发的铁路沿线潍县、周村、济南等地相继开埠，渐次改变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得痛定思痛的“光宣新政”之利的齐鲁开放，最终让直隶总督袁世凯“以期中外咸受利益”的目标，开始逐步实现。与此同时，昙花一现的戊戌变革，其刻骨铭心的疼痛，蔓延了多半个世纪。
丁巳
    丁巳，公元1917年。
    这一年，距离1897年11月14日的胶州湾事件，已二十年。想当年，这是一个新城市的起点，也是康有为短暂的政治爆发的起点。胶州湾事件在1898年3月6日以中德签订租借条约作为结束，却同时成了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的理由。可以说，从德国占领胶州湾行动一开始，这个军事与外交事件在康有为心目中，就已成为他一直等待着的改变国运的突破口。
    从变法登场到失败，仿佛须臾之间。危险到来的前一日，“外祸亟，吾策行矣”的康有为，一个人逃掉了。在戊戌盛夏“挥斥方遒”的日子里，康有为没有再记忆起胶州湾，这三个月，胶州湾对他已经不重要，他并不知道他还将回到这个起点，更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在这座城市画上句号。如果的确有所谓的宿命，那么，作为一个地理接点的青岛和康有为的人生在冥冥之中的关联逻辑，恐怕连他自己也透析不明白。实际上，在经过十多年的逃亡回到国内的早期，康有为也依然不觉得他会真正遭遇这个充溢着德国气息的海滨城市。那个变法改革的起因，他已经忘记了。他在忙着写字卖钱，忙着风花雪月，也忙着把自己的圣人形象，打扮得更时尚。
    门打开了，激进的思想，一代接一代便层出不穷。康有为淡漠了的事情，年轻人却正热忱高涨。1917年1月，新锐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痛心“吾国专制思想，其延缘于人民脑襞者，而四千年余年。 ”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个安徽六安年轻人“预想”的革命没来，复辟却来了。
    不过，同样昙花一现。
    1917年底，因参与张勋丁巳复辟，康有为被北洋政府通缉，躲入北京美国公使馆。美国人派专车把他秘密送至天津。在乘船返回上海途中，康有为第一次有机会真正遭遇青岛。在这里，他恭敬地拜遏了恭亲王溥伟，并开始被这个陌生城市的景致吸引。康盛赞青岛“绿树青山，碧海蓝天，中国第一”的说法，就是出自此时。这个时候，青岛已在1914年秋冬激烈的日德战事之后，易手日本。
    康有为对溥伟的恭敬，可谓同病相怜。
    当1911年一场针对满族王朝的灾难降临北京时，踏上逃亡道路的第二代恭亲王溥伟，并不知道他的离开将是永久性的。他的第一站是青岛。他觉得他有机会在这个德国租借地获得喘息，以争取时间恢复丢失的光荣。1912年2月，三十二岁的溥伟的到来，让青岛此起彼伏的复辟狂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详细叙述了溥伟的青岛行状，他的政治抱负、性格、喜好，他的前朝回忆，他在艰难时刻的表现。溥伟和青岛发生联系的主线，始终围绕着试图恢复满清丢失的皇权这个政治目标。这是溥伟的心病。在卫礼贤看来，恭亲王对挽救王朝表现出的坚定和执着，显然非其他皇族可比。对此，主张君主专制的前刑部主事魏元旷在《蕉庵诗话》续编中，也持有类似判断，云“知有亡国之悲者，宗室特王一人耳。 ”
    据说，在日军1914年占领青岛后，溥伟曾说过这样的话：“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尽管这是一句没有文献可考的誓言，但却也符合溥伟的性格。1916年2月，就在康有为以“青岛战争，山东蹂躏”致“中国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之论连电袁世凯退位的时候，溥伟在青岛收到前陕甘总督升允的东京密函，获知升允已经联络日本上层力量，支持恢复清室活动。在这一消息的鼓舞下，溥伟遂加快行动步伐，预谋6月中旬在辽南一带举事。不料6月6日袁世凯突然病死，日本政府随之改变政策，将宗社党军队和蒙古骑兵解散，辽南举事落空。这样，溥伟恢复清室的计划，便一步一步地成了泡影。
    丁巳冬至康有为与溥伟在青岛的会面，大约是“旧梦重圆”的泡影在消失前的最后幻觉。只是，两个人都不愿意面对罢了。不过滑稽的是，康有为似乎一直不觉得，溥伟的旧梦和他的旧梦，其实并不是一个梦。
残梦
    丁巳青岛，复辟事败的倦怠，弥漫在一些遁归的政治逃亡者宅门内外。诸如侍郎刘廷琛、张人骏、陈诒重这般“坐卧一楼，屏绝人事”者，不在少数。而就在几个月前，作为张勋复辟的参与者，康有为和刘廷琛还个个自以为是，打得不可开交。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载：“五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先君到京，主用虚君共和制，定中华帝国之名，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除满汉、合新书、去跪拜、免忌讳，各省疆吏概不更动。而张勋左右刘廷琛、万绳栻等，顽固自专，排斥不用。先君正拟辞去南行，而兵事已起，乃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刘廷琛“顽固自专”或许不假，而康有为硬插一脚的“异想天开”却也是事实，一群各怀鬼胎的过气人物推推搡搡，不失败还真不容易。
    不过，对刘廷琛的评价，一般来说多好过康有为。当时“奉亲居此”的黄公渚在《岛上流人篇》中，涉及刘廷琛的部分，不乏正面叙述：
    “南皮晚当国，颇欲直前慢。侧席正学人，于公有殊眄。文章陆敬舆，岳岳群僚冠。贤王摄政初，首被讲官选。抗希贞观政，绸缪出讽谏。雅望兼官师，成均起群彦。明伦具深心，独立群阴战。挂冠去堂堂，洪流无畔岸。一楼学龙潜，木榻穿一半。争王梦九回，乞师足重趼。疾风知劲草，器之真铁汉。 ”
    作为晚清流亡群体的一员，黄公渚的父亲黄曾源曾任济南知府，宣统退位后举家迁往青岛，寓居湖南路。黄孝纾少年时代的所见所闻，将一群人的一个“抗志遁居，绸缪故国”的青岛，一一记录在案。
    在康有为终于有机会目睹胶州湾的前一年，刘廷琛的志同道合者于式枚病故。作为李鸿章的多年幕僚，于式枚曾在1898年4月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而保国会的肇始，恰恰是因为德国对胶州湾的占领，引发旅京知识分子团体和同乡会“成一大会，以伸国愤”的结果。1907年于式枚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皇权体制。因得皇族支持，擢升邮传部、礼部、学部侍郎和修订法律大臣。辛亥国变后于式枚悲愤憔悴，隐居青岛，慨叹“故国嗟何在，飘零余此身。为全老臣节，来作异乡人”。期间于氏活动频繁，其潜史楼和黄曾源黄潜志堂、刘廷琛潜楼，并称青岛三潜藏书楼。民国成立后，授于式枚参政，其坚辞不受，并撰联贴于宅门：“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见者以为隽语。实际上，在康有为与于式枚青岛失之交臂之前，两人已渐行渐远。二十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各种分化、分裂与分野，在鱼龙混杂的保国会成员中间已屡见不鲜。当年“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的组织构架与改革企图，早已烟消云散。
    对1917年的青岛来说，不同的纪年方式另有三个：民国六年，宣统九年，大正六年。中华民国和日本帝国大正同龄，在1917年的青岛却不同权。民国的行政管辖权和政治影响力，在胶州湾东岸坚硬的坡地上，戛然而止。而被民国取代的清朝遗老遗少，在青岛却招摇过市。这一年，站在保皇派政治立场上的康有为，通过长律《丁巳冬至日游青岛并谒恭邸于会泉》，将民国、宣统、大正三种力量在青岛的交合，表达的字正腔圆：“忽睹青岛怆我神，日本立宪上有君。国本正定乃勤民，百度并兴模欧文。于以用武为国魂，乃得此岛兴雨云。吾国共和谬称民，群盗攘权徒纷纭。 ”
    不过，康有为并没有忘记历史，尤其没有忘记他在“拯救”青岛中的功绩，1917年最寒冷的日子里，他在陌生的城市现场发出的慨叹，寂寞且饱含沧桑：
    “此吾青岛昔荒田，粤昔丁酉德攘先。吾时伏阕力争焉，大陈利害言万千。投书宰相惨呼天，常熟翁公忧国颠。早朝前夕称荐贤，过臣百倍谬推尊。一时舆论哗然传，请破格用救元元。退朝辱访枉高轩，时近冰河吾言旋。骊驹驾南海馆门，公遂直人吾斋前。朝旭甫上草树妍，披衣强起相周旋。公强留行情意谆，且言圣心至勤勤。由是感激赞艰难，上书变法百万言。 ”
    伫立在胶州湾口，康有为通过抑制不住的缅怀，将这段关于青岛的历史过往，与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其实，康有为在1917年底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凭吊历史，而是继续贩卖他的反共和的政治主张。其在《不忍》杂志刊发的《共和平议》三卷，诸如“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之言不绝如缕，力图将民主共和体制的施行，一棍子打死。
    几个月后，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终于忍不住了，在1918年3月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他发表《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直击“此老”的逻辑混乱：“忽称自由权利为天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图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 ”
    围绕中国能否行共和体制这个关键点，康有为与陈独秀的一场笔战，就此拉开。
1919
    青岛，注定是康有为的宿命。 “海上忽见神仙山”两年后，康有为又经历了一次涉及青岛命运的“隔空讨伐”。这一次，他已经没有复制“请效明治书拳拳，十四卷考条理繁。圣上发愤百日新，万国震动中华春”的能力了。
    这一年是公元1919，夏历己未。
    在康有为的政治行为词典里，不论青岛还有变革，德国与日本都是两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大声疾呼，将胶州湾的命运与大清国的革新、个人荣辱紧紧联系在一起。变法失败，他逃亡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并且一直把明治维新挂在口上，念念不忘“请效明治”。 1914年8月借一战爆发，日本联合英国对德国发起青岛围困战并在当年11月得手，也算是帮着大清国帝国完成了一次“借尸还魂”。不料，北洋政府并不领情，这就给1918年11月结束的一战，留下一段伏笔。毕竟在一战结束前，北洋政府踉踉跄跄地加入了协约国，和日本帝国一起都成了“战胜国”，既然是“一家人”，战后要求日本退还占据的青岛德国租借地和从青岛通往济南的山东铁路，就顺理成章。
    于是，包括康有为在内，一国人的眼睛，就盯在了1919年1月18日召开的讨论战后事宜的巴黎和平会议上。这个会，将决定青岛的归属。凡尔赛宫的会一开就是小半年，传闻北洋政府的谈判代表顾维钧以一句“中国的耶路撒冷”，语惊四座。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就“青岛回归”举步维艰的谈判信息传回北京，北京学生群情激奋，举着“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标语走上街头，爆发影响深远的学界行动，也就是后来演变出的“五四运动”。
    是日为星期天，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街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当天学生手持白旗，打出的墨书口号，“青岛”两个字是关键词。统计下来，亲历者杨亮功、陶希圣、王抚洲记有“还我青岛”“争回青岛方罢休”“收回青岛”等，北京《晨报》记有“复我青岛，不复青岛毋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除了中文，并间或用英文法文书写。
    以争青岛一城，而救中华一国，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喧哗，可谓空前绝后。
    5月4日傍晚，一把火起，警察抓了学生，刺激事件大规模扩散。晴朗京师，舆论环集如堵。一时间，闻风而动者众。 5月6日，六十二岁的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快心，诚自宋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希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假令其徒党亲戚有不快者，必无四百人以上。则学生此举，真可谓代表四万万之民意，代伸四万万之民权，以讨国贼者。 ”
    这一次，面对青岛这个戊戌变法的起点，老迈的改革者又一次激烈起来，慷慨陈词，一副赤膊上阵的姿态。不过，康有为的长篇鱼电，从头至尾没提过青岛一字，他的仇恨，全部倾泻到了他的政治敌人身上，他对他眼中“国贼”的讨伐之心，毫不掩饰，也毫不手软。他的看似酣畅淋漓的“正义之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言自明。
    毫无疑问，走在北京大街上的傅斯年、段锡朋、匡互生、汪崇屏、罗家伦、江绍原、朱一鹗、王统照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与康有为并不同路。康有为的道路，已经不是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的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目标。康有为与年轻力量的分道扬镳，甚至都算不上一个事件节点上的过场。
    作为一个地方官吏的后代，康有为曾经也算是一棵引燃过宫廷大火的野草，而1919年春天复苏在北京大街上的野草，离一场更大规模、更具颠覆性的社会变革的熊熊烈火，近在咫尺。簇拥着奔跑向新世纪的年轻一代，已经不需要一个死死抱着“虚君共和”不松手的康有为来摇旗呐喊。（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编辑：李慧美编：宋林审读：赵仿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