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中国人四处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案和良法，一度掀起了出国求学的热潮。热血青年毛泽东身处这一热潮之中，曾经有过留学日本、俄国，特别是留学法国的想法。可是，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最终却作出了不出国的决定。
为照顾病重的母亲和为母奔丧
毛泽东对其母亲有很深的感情，对母亲的身体非常关切。1918年8月毛泽东离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两个舅父，“感谢他们照料患病的母亲”。
1919年春，毛泽东偕新民学会诸友离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亲病危，即于3月12日返湘并取道上海送别诸友，4月6日回到长沙又将母亲接来就医，“对母亲亲侍汤药”。当年10月他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组织“驱张运动”，非常紧张和忙碌，但他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为其母守灵送葬。在母亲的灵位前，毛泽东动情地写就了《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无法报答母亲养育之恩的痛心。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成了他不出国的重要原因。
现实斗争的需要
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国曾致信毛泽东转达蔡和森的意见，希望毛泽东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毛泽东主张把有限的新民学会会员适当地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学习，寻求救国之法，也要留人在长沙从事教育，就地培育最紧缺的人才，建立改造中国的基地。事实上，新民学会大体上也是按照此想法去行动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就留守长沙，从事教育。
毛泽东反对空洞的口号，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故回到长沙以后，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如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创办和主编 《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办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稍晚一些，毛泽东又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在建党的文件上签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正是由于毛泽东因实际工作奔忙，所以，当他的同学罗学瓒致信给他，恳切相邀其出国留学时，毛泽东谢绝了同学的好意。
推崇“自由研究”的理念和思想
毛泽东历来厌恶僵化、呆板的旧式教育模式，注重通过自学钻研和接触社会获得学问和知识，在留学问题上也不认为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
1919年3月，毛泽东辞别恩师杨昌济及恋人杨开慧，也放弃了在北大的工作和学习，偕同赴法诸友离开北京。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按照恩师杨昌济的希望入北京大学深造，除了母亲病重急需回家照顾和报考限制的原因外（师范生毕业需服务几年才能报考大学），还有另一理由是与毛泽东一贯推崇的“自由研究”的理念有关。
学习和研究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毛泽东认为求学与研究不一定非要进学校不可，而以能掌握知识为根本目的。早年在长沙求学，他经常在图书馆、自修室或寝室自修，后来去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是以自学为主。
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的思想言行对他早年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新文化运动流行的近乎“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和“国粹派”的文化主张，青年毛泽东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东西文化都有长处和不足，就像东方文化有许多要批评的地方一样，西方文化也应批判地继承。
1919年3月，新民学会赴法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 ”1919年夏，当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时，他再度表示“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
从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青年毛泽东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经过“驱张运动”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还很不够，思想还是种种主义、学说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那时候“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寻找出路”，改造中国，促使毛泽东留在了国内，以研究中国的国情。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放弃出国，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使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把握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因此，他能够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贡献。
摘自《文史精华》唐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