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山遇真宫摩崖石刻略考-青岛报纸电子版

    鹤山是崂山北部的支脉，山体形态与崂山相似。明代国子监祭酒即墨人周如砥在《鹤山正殿碑记》中说：“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崂山最秀奇者，尤首推鹤山焉。 ”在明代，崂山与鹤山同属于即墨，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鹤山也是道教圣地，以遇真宫而闻名。遇真宫古称遇真庵，起码在元代就开始这样称呼的。因为现今还保存着元代道人的摩崖刻石“鹤山遇真庵”。如今作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遇真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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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真庵还是遇真宫？
    崂山固有 “九宫八观七十二庵”的说法，那么，遇真宫究竟是宫还是庵呢？一般意义上说，道教的场所多称之为宫和观。 “庵”这个字，原本是指空间狭小的茅屋。东汉典籍《释名·释宫殿》解曰：“草圆屋谓之庵”。《广雅》解：“庵，舍也”。后来这个字用于佛教，泛指规模较小的寺庙，又特指比丘尼（俗称尼姑）修行之所，为此又有“尼姑庵”的称谓。其中的缘由应该是尼姑的人数较之和尚要少，其建筑规模也就相应小一些，简陋一些。当然，宋之后的三教合一以及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庵这个概念也就佛道混用了。特别在崂山这个地方，庵普遍用于那些较小的道教住所。在青岛市区的浮山，就有“七十二庵”中的朝阳庵和荒草庵遗址，那建筑的袖珍化，令人感叹。
    查阅明清《即墨县志》，对于遇真庵的记载都十分清楚，手头就有同治版《即墨县志》，查原文曰：“遇真庵，在县东四十里鹤山。”可知历史上并不存在遇真宫之称谓。经咨询即墨地方文化研究者，答复是在1990年代末，重修遗址的时候将名字改换，遇真庵转身成为遇真宫。
    “宫”这个字，最早也是建筑的意思，秦汉之后，专指皇家宫殿，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秦代的阿房宫。后来供奉神仙的地方也称之为宫，但这个宫特别指皇室贵族的拜神之处。道教盛行的时候，宫之称谓就被道教接受下来，约定俗成，宫的建筑应当是宏大奢华，继承了皇宫的风尚。庵之建筑矮小简陋，继承了茅屋的原型。即墨重修遇真庵将其改名，目的在于夸大其建筑规模，反而丧失其原貌与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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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刻石的记载
    沿着鹤山入口拾级而上，过 “聚仙门”，经“水鸣天梯”，到达遇真庵最高的神殿，其旁侧就有巨石林立，留有元明两代的摩崖石刻。有的石刻落款完整，一目了然。有的无款或半款，有待考证。
    其中最早的刻石是“鹤山遇真庵”，正书，结体笔画都十分严谨，没有太大的风化雨蚀和人为破坏，难能可贵。落款为：“至正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长春真人立”。至正是元代最后一个年号，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长春真人是丘处机的道号，而丘处机（1148-1127年）经历过宋金元三代，元代曾三次来崂山游历修行。与刻石之落款相差200余年。所以，有研究者对刻石提出过一些质疑，却言之不详。
    仔细观察落款石刻，是在磨平的原石平面上重新镌刻的。这种打磨仅存于此处落款，可见打磨的目的在于消除原存的石刻，那么原始石刻是什么？为什么要损毁原刻进行修改？没有文献记载，也就成为永久的秘密。
    但是，“鹤山遇真庵”刻石在先，落款以及落款磨平后的修改在后，这个逻辑关系还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有限的推断。首先，这个“鹤山遇真庵”刻石出自于丘处机之手迹，而原始的落款极有可能涉及其他的人和事，为后代的道人所忌讳，故将其消除，但依然愿意保留丘处机手迹的信息。按照这一逻辑，那就是，在至正二十年的八月十五日，遇真庵的道人将原有的刻石落款磨平，留下了新款，并注明“鹤山遇真庵”的石刻出自于丘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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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时间为什么是八月十五日？
    “鹤山遇真庵”落款的修改日为“八月十五日”，即中秋节，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的日子，它与道教的月神崇拜有关。也就是说，落款的凿刻者精心选择了这个吉祥之日，完成了这样一个圣举。拜月之风大约形成于唐宋，道教是尊崇月神的，称月亮为“月府结鳞皇君妙果素月天尊”，或简称为“太阴星君”。所谓“结鳞”，是月神的一个别称。《太平御览》解释：“结鳞，月精也”。道教将八月十五这一天定为“太阴圣诞”，是道教中之重大节日，在此日进行拜月活动。如果考察胶东古村落的住宅，其山墙上部往往刻有“月德”之类的砖雕，属于这一传统的民俗化。
    由此而论，其落款的日期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或者说，刻石本身是遇真庵在太阴圣诞节的这一天，所进行的一项重要活动。
    当然，因为存在200年的时差，有研究者怀疑“鹤山遇真庵”并非出自于丘处机的亲笔，是后人的伪作。但是，若真是有意作伪，何不直接刻作丘氏的生活年代，留下如此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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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与遇真庵
    丘处机曾经留住遇真庵，或是修行，见于多处史料。公元1208年，丘处机自莱阳来崂山，期间将崂山改名为鳌山，其寓意表达道教的长寿观念。正是这次崂山之行，他游历鹤山并在遇真庵驻足。明代国子监祭酒即墨人周如砥在万历二十四年撰写的《重修鹤山遇真庵碑记》中载“丘真人尝栖于此，徐复阳则终身隐居”。
    丘处机善书，所到之处无不题字。明代山东提学陈沂《崂山记》（又名《鳌山记》）中说：“道宫曰遇真庵，后有洞，洞旁石室，道人邱长春大书‘鹤山洞’镌于上。”显然陈沂亲眼目睹丘氏手迹石刻，且“大书”可见刻字之大。今刻石已不存。
    陈沂游鹤山之事，在同一摩崖刻石中有明确的记载，刻石记：“嘉靖癸巳秋九月廿四日石亭陈沂同北泉蓝田来”，其实这是半句话，石亭是陈沂的号，北泉是蓝田的号，二人同游鹤山遇真庵，刻石纪念，并将文字刻于“鹤山遇真庵”的左侧，正好与“鹤山遇真庵”相连接，刻石的用意在于将这半句话与丘处机刻石合为一体。如此，全文便是：“嘉靖癸巳秋九月廿四日石亭陈沂同北泉蓝田来鹤山遇真庵”。这进一步说明，陈沂游鹤山遇真庵，丘处机刻石已经存在。
    或有人疑问，陈沂在《崂山记》中未有“鹤山遇真庵”刻石的记载？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但凡有过考察经历的人都明白，每一次考察和记录都不可能是全面的，遗漏成为考察者的通病而无法避免。
    至于丘处机在遇真庵居住多久，有何作为，未见史料记载，仅留下两处题刻，现存一处，尚有疑点。
    遇真庵东侧摩崖巨石上还留有石刻多篇，其中有“指挥朱继祖、千户周鲁、镇抚姚鸣凤、典史刘豪承差赵云凤侍行。 ”这一组游人，皆为明代当地卫所的军事官员，其中周鲁是即墨著名的武进士，善书法，在崂山刻石甚多。
    巨石之东段有石刻“瀹性疏神”，落款为“方川氏”。“瀹”的基本词义有二，一是煮的意思，古人常说“瀹茶”。二是疏通之意。显然取之后者。方川子何人？文献没有记载，无考。
    巨石之西侧面的高处，离地面3到4米之间，刻有“全真群仙了道”，字形不足手掌大小，但古拙，又经风化，字痕久远。石刻下方似有神仙刻痕，与石纹相融，不足辨认。
    以上所述刻石种种，皆错落布于一块巨石之上。彼此迎合，又相互独立，有的可解，有的无解，历史迷踪，正是诱人之处。
周怡王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