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平度同和张家荆戈庄，铁匠世家，我的曾祖父、祖父、大爷、父兄都是当地有名的挂马掌师傅，到了我这里却成了教书先生，把这门手艺失传了。
挂马掌，就是给拉车跑路的牲口蹄子上钉上铁掌，增强抓地力，也是防止牲口蹄子磨损，就像是给牲口穿上了“钉子鞋”。给马、骡子、驴钉的铁掌是U形的，给牛钉的是橘子瓣形的，所用的钉子、铁掌都是铁匠一锤一锤打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挂马掌这一行当在农村普遍存在，我们张家荆戈庄村就有十几户世代挂马掌的，走街串户的村庄范围西到昌邑东到即墨。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畜力车在我们老家还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拉土石、拉庄稼，送粮、出行，样样都离不开畜力车。骡子、马拉的大车相当于现在的重型载重车，驴、牛拉的属于轻便型车。马负重拉车时要靠蹄子用力，赤脚打滑用不上力，还会严重磨损蹄子，所以需要钉上马掌，增加蹄子与地面的摩擦力。天天出车的牲口，20天下来，筷子厚的铁掌就被磨成薄薄的铁片，就得钉新的了。冬天或是上山拉石头的铁掌还要特制，掌面下要有凸起的尖钉，就像运动员的足球鞋一样。给牲口挂上新掌后还要修甲 “美容”，既要结实耐用还要漂亮好看，同时牲口有个小毛病还得顺便给收拾好，所以挂马掌是一门手艺。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钉一副马掌是一块钱，我二姐当民办教师的月工资是四块七。我哥哥们每人一天能钉七八副马掌，所以我姐的工资很被我祖父同情，从不要我姐姐的钱花。我1992年当老师的时候，父亲和大爷也很担心我将来受穷找不到媳妇，却很放心上中专的弟弟。
挂马掌虽然来钱快，却是苦力活儿——“打铁磨豆腐”是农村最苦最累的营生。
我上初中时，父亲50岁左右。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开始生火打钉子，母亲拉风箱烧火，父亲坐着小凳子，腿上围块油布，叮叮当当地忙个不停。早饭后盘点好一百多斤的“篓子”（工具箱），骑上自行车就出去走街串户了。他的“势力范围”在田庄、官庄、灰埠、新河一带，平均一天能钉七八头牲口，好的时候钉十几头，晚上披星戴月回来，一天光跑路就得一百四五十里，一年四季无论风霜雪雨。晚饭后父亲开始“打货”——打铁掌，这时候我母亲拉风箱烧火，父亲掌钳，二哥抡大锤，我打偏锤，父亲的小锤指向哪个位置，大锤就要砸到那个位置，然后偏锤再来一下，那节奏就是——“嘀嘀扑通、嘀嘀扑通”，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才收工睡觉。这活儿冬天还好，三伏天简直是要命：烤着炉火抡大锤，真是汗如雨下，铁炉上烧的水都不够喝的。我记得当时村里有一位从青岛退休的张姓老工人，经常用纸包了茶叶末来我家蹭水喝，侃侃而谈青岛的故事。据他说，用柴火烧水，火慢水懒，炉火烧水，火猛水就甜。
我家的情况还好点，冬天在门洞里打铁，到了夏天就把火炉搬到湾沿的大柳树下。我西屋堂大爷家地方窄巴，一共就三间小土屋，大人孩子六口人住，一年四季就在屋里打铁。现在坐在空调屋里想想当年的场景，真是感慨万千。当年在街头巷尾，特别是生产队院前，经常有很多群众围观挂马掌。老实的牲口就由饲养员牵着钉，不老实的就牵进木桩里或者直接用大绳捆倒在地上钉。要钉哪只蹄子，就把哪条腿提起来夹在腋下，蹄掌向前（蹄掌绝对不能冲向人面，防止被踢），摁在一个结实的八字凳上，用钳子扒掉旧蹄钉，然后用铲（形状像鲁智深的武器，六十公分长，一头是锋利的铲刀，一头是横木柄）铲去老掌蹄，看到灰白色蹄心就不能再铲了，再往里就是血肉了。下一步就是根据蹄掌大小整理铁掌的大小和形状，使铁掌与蹄掌相吻合，然后再用钉子钉上。
挂马掌的学问就在这里——马掌的硬甲跟人的指甲道理一样，外层只有两三个铜板厚，钉子的尖端是向外弯曲的，从中间斜着钉进去，钉尖就在马掌的硬甲外沿露出来了，然后用“靠子”把钉尖顶弯，铁掌就牢牢地“镶”在蹄子上了。如果钉子用反了，钉尖弯向蹄心就钉瘸了，得陪人家一月的“车钱”。最后用小镰刀修边“美容”，削下来的蹄片是上好的养花肥料。
一个好的挂马掌师傅，十里八村都闻名，在当年也算吃香的热门行业，很多家庭让孩子从小拜师学艺，长大了出去闯荡社会谋生。我爷爷怕我父亲吃不了这苦，很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出去跟人家学徒修自行车了，后来在蓼兰街、平度南关街、同和钣金厂开车子铺修自行车，因为老是折本，后来也改行挂马掌了。我父亲这一辈，挂马掌的师傅大部分都是我祖父的徒弟，在我这一辈，大都是我大爷的徒弟。
等我要学徒的时候，时代就变了，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用来跑运输和种地的骡马逐年减少，挂马掌这个行当也逐渐消失了。我的弟兄们都改行了，开车的、卖化肥的、开公司的、开饭馆的……当年挂马掌的工具也都没了踪影，曾经熟悉的清脆打铁声、马蹄声，更淹没在轰鸣的引擎喧嚣中了。我也从一个铁匠苗子成了一个读书人，后来成了一名中学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