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9日，作家从维熙去世。他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当过教师，《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十八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劳改”二十年。1979年重返文坛后，先后出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从维熙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多部作品，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式的存在。他一生坚持“以真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被誉为“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记载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史。他的存在，也为历史提供了血肉丰满的佐证。
从维熙刊于《收获》杂志1979年第2期的中篇小说 《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
从维熙曾回忆他写这部小说和在《收获》上刊载的缘由：新时期到来之际，他与《收获》开始结缘。当时山西的作家马烽、胡正等几位富有人文良知的作家，得知他浪迹山西后，把他从大墙里“打捞”出来，成了栖身于临汾文联的文化人；更为幸运的是，就在他非人非鬼的时刻（当时为他的“右派”改正的文件还没有下达），他以史为魂，挥笔写出一篇描写浩劫年代监狱生活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并斗胆地将其寄往了上海的《收获》。
当时他何以将小说投掷给 《收获》，而不邮寄给别的文学期刊？从维熙说，当时，他似乎耳闻到巴老将主持《收获》复刊的工作，他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家》《春》《秋》等系列作品，在他潜在的感悟中，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即使如此，他对小说没有抱有问世的希望，可以说当时将文稿寄往《收获》，一则出自于对巴老的内心崇敬，另则是他的个性使然——因为文稿寄出之前，临汾文联看过此文稿的友人，就曾关爱地提示过他：“监狱故事太扎眼了，劝你不要寄给文学杂志为好，以免招来是非。”他虽然十分理解友人的好心，但性格决定了他还是走进邮局，将其寄往上海《收获》。
从维熙没有想到的是，1978年底他回京探亲时，母亲交给他一封 《收获》的来信，告知这部小说将于1979第2期发表。他无法详述当时内心的冲动，而是让儿子从众买来一瓶“二锅头”，以难得一醉的无声，覆盖内心的翻江倒海的思绪——因为这篇描写严酷生活的小说，是他文学生命复苏的首篇，而首篇就问世于《收获》。事后得知，拍板将其发表问世的就是巴金老人。后来在《文艺报》举行小说评奖时，《大墙下的红玉兰》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从维熙说，进入新时期之后的作代会上，他曾到巴老下榻的饭店看望巴金老人，以表达内心深处的谢意。巴老话虽不多，但是有几句话让他铭记至今。老人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因为这不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你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你独特的生活矿藏。”
在这之后，从维熙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又刊载于《收获》杂志1982年第1期上。对这部中篇的刊载过程，从维熙说，1981年，他抒写苦难生活人性曲线的悲情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被某期刊编辑拿走。编辑读后虽然感动得给他打来电话连声喝彩，但是遭到该刊主编从题材到故事全然否定，主编让这位编辑转告一句刺痛从维熙心脉的话：“今后不要在粪土中寻找黄金了。”此论调正好与巴老对他的叮咛南辕北辙。在从维熙看来，一个历经二十年驿路风尘的人，如果不写他感受最深的生活，而去舍本求其末，简直是背离文学的ABC……后来，巴金看了这部小说手稿后，其结论是，“小说不仅展示了历史的严酷，更展现了底层人苦难生活中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决定明年年初发表此作。”到了1982年年底，进行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时，《远去的白帆》获得了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从维熙写了很多那个年代特殊环境下的人和事。他不仅考察在特定场景下人的善与恶，还追根溯源，去体察产生善与恶的根源，尤其是这些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生存状态。他尽管描绘的是人生的苦难，但他在对苦难的描绘中却呈现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他的作品更愿意把人性的善记录下来。他不仅在平常的生活接触中能看到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即便遭遇被恶迫害的时候，他记得的也都是善良……
■《从维熙文集》（14卷） 从维熙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从维熙文集》包括长篇小说卷5种：《北国草》《断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篇小说卷5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雪落黄河静无声》《鼻子备忘录》《伴听》，纪实文学散文卷4种：《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拾荒》《文学织梦》。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薛 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