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问题"引发五四运动-青岛报纸电子版

    今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就是青岛问题。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重温青岛问题引发五四运动的历史，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经过百年历史的沉淀，五四精神至今仍与我们同在；如何传承和光大五四精神，依然是当代中国人必须思考的时代问题。关于五四运动与青岛的历史渊源，青岛市档案馆副馆长杨来青在其专题新作《图说青岛与五四运动》中，做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尤其是对青岛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索问题上，更是从大量档案史料上做了钩沉索引。本报记者根据杨来青对档案史料的梳理，特编撰专辑，以重温因“青岛问题”而引发的五四运动。
“青岛问题”的来由
    “青岛问题”之所以酿成“问题”，直接引发“五四运动”，总根源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直接原因是日本将青岛归还中国作为其对德开战的国家承诺——1914年8月15日，日本在对德最后通牒中宣称，其占领胶澳租借地，目的是“以备交还中国”。但是，战后日本不仅不履行诺言，反而借机提出独霸中国的 “二十一条”要求，逼迫北京政府签署《民四条约》，攫取在华“优越地位”，声称在一定条件下“将该租借地交还中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关于青岛问题的交涉中，日本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以延续其在胶澳租借地乃至山东的侵略权益。日本这些损害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使青岛回归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青岛问题”也演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
    巴黎和会中国青岛问题交涉失败，引发五四爱国运动。北京政府在强大民意压力之下未签订和约，青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成为战后中日两国间的一个重大“悬案”，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国内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在张树元等报告山东各界为青岛赴京请愿的密电称：“山东省人民为青岛问题，日前停课罢市。”当然，在巴黎与日本交锋的中国代表团使用“山东问题”相对多一些，但北京政府一般是仅仅转述其说法，坚持自己的说法，如“顷据全权委员陆征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我国对于山东问题……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当然，这一时期地方和民间也有 “山东问题”的说法。如5月4日天安门大会宣言称：“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6月7日，吴炳湘在报告监视北京开临时国民大会的呈文中称：“在场散有对于山东问题《宣言书》《国民大会浅说》暨对于山东问题《我之伤心语》等印刷物。”
“青岛问题”何以引发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前，中国政府和民众以战胜国自居，对通过和会收回青岛主权抱有极大的期待。
    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决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后，梁启超致电国内传递消息。
    5月2日，《晨报》刊载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通报梁启超关于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宣称：“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就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一事召开大会。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以激励全体同学的抗争精神。会议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全体游行示威。次日，五四运动爆发，游行学生喊出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要求维护国权、惩治卖国贼。是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3000余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冲破军警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提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集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请愿未果；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大批军警赶到后，当场逮捕了30多名学生。随后，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为惩办卖国贼、呼吁拒签协议，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4日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同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要求北京政府严惩卖国贼，否则上海“三罢”将持续开展，商人将停止纳税，以示抗议。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 “批准”曹、章、陆3人“辞职”。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之下，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这场青年学生、工人、商人等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青岛问题之所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滔天巨浪，主要原因是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坚持无耻贪婪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彻底撕下西方“公理战胜”面具。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写道：“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梁启超说：“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故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这番愤恨而又无奈之言，道尽了国人无尽的失望与怨怒。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奋起自拔，追求“民族自决”，遂成为挽回国权的唯一路径。
青岛人民在日本侵略军高压下的抗争
    五四期间，青岛仍处于日本高压统治之下，但青岛人民不畏强暴，在困难的条件下开展了一些爱国斗争。《青岛潮》记述：5月28日，在青岛的美国传教士及华人老师被日本宪兵传审，日本宪兵责令 “美国传教士在青岛创办之学堂封闭，而传教士等一律出境”。据日本领事称，“青岛华人王某，为某教会学堂总理，因其散布传单，反对日人，故为宪兵传去也。长老会所办于青岛之学校，其校长一人，教员二人，美教士二人，均为日人拘去审讯。旋封闭该校，并处罚其校长即时离去青岛，三年之后，方准回至该地云”。
    关于此事，1919年5月26日，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通报称：五四运动爆发后，青岛明德中学教师学生与各地学生团体密切联系，组织反日活动。日军认定该校的反日活动系由美籍传教士背后教唆、操纵。日军遂以5月20日北京大学寄给明德中学宣传品后该校学生传阅宣传为借口，26日勒令学校停课，并将校长王守清驱逐出境，3年内不准回日军在山东占领区内任教。
    五四运动后，青岛工人受到巨大鼓舞，与日本殖民者开展了英勇斗争。1921年3月中下旬，青岛大港、小港等处的火车、轮船的装卸工人1000多人不堪日人虐待，举行大罢工，水陆交通陷于停顿，使日本殖民者受到沉重打击。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达到直接收回青岛之目的，但因中国代表团未签署《凡尔赛和约》，为争回国权留下转圜的生机。
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的提炼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在《晨报》发表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的评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称为“运动”并提及“精神”的文献。他认为：“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输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其所谓“运动”至少有以下两种含义：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二是为目标进行的努力和抗争。顾兆熊把集会示威游行上升到“运动”的层面，这个定性充分表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敏锐眼光和独特思想。
    罗家伦是北大学生领袖。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这个提法比顾兆熊的说法更简明、更嘹亮、更具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罗家伦还开始归纳、阐释“‘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
    张东荪是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5月27日，他在其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首次提出“五四精神”这个概念。这一提法比罗家伦提出的“‘五四运动’的精神”更鲜明、更凝练、更科学。张东荪将“五四运动”精神概括为 “雪耻除奸的精神”。所谓 “雪耻”，指的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谓“除奸”，指的是“改造腐败不中用的政府”。
    顾兆熊的文章最早将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定性为“运动”；罗家伦的文章贵在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概念；张东荪的文章最早提出了“五四精神”。
    1920年4月，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公学发表演讲，专门讲什么是五四精神。他指出五四运动与此前的爱国运动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其特有的精神，这就是 “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并要求青年“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
    瞿秋白发表《五四与新的文化革命》一文，申明“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瞿秋白所说的“五四的遗产”，就是指五四精神，并从反封建、反帝、科学、民主四个方面对五四精神作了初步提炼。瞿秋白在《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提出：五四运动“是辛亥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精神被概括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四项核心内容。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薛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