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 胡相洋
胶州湾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曰“少海”，齐景公与晏子一场郊游被著录于《韩非子》（“齐景公与晏子（晏婴）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还望其国”），这成为此名最早的记载。时间纵然已过2500多年，但当地百姓口耳相传的关于“少海”的种种，是这片文化、商贸热土最鲜活的历史记忆。
谈到青岛与海的历史渊源，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将诞生于这片区域的“板桥镇”与海上贸易、文化交流悄然联系起来。远绍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于唐武德年间建置，至北宋设置市舶司、胶西榷场，板桥镇一跃成为长江以北唯一通商口岸、海关重镇。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一颗耀眼的明珠，板桥镇盛极一时。千余年里，载满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货物的船队从此出发，经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到达今天的朝鲜半岛和日本。除东亚、南亚物资在此中转外，甚至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也到板桥镇做生意。
曾几何时，少海板桥镇“估客骈集，千樯林立”，由此，胶州被称为“金胶州”，“少海连樯”入列“古胶州八景”。
三里河龙山文化之滥觞
继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1913年，“海上丝绸之路”又被法国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学界认为，古“海上丝绸之路”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线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胶东半岛以胶州为中心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经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后来延续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
由于南方经贸发达，“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以南方丝路为主。但若要谈起到底哪条海上丝路航线开辟最早，则首推东海航线，即以本文“主人公”板桥镇开启的日韩航线。
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及枢纽城市，板桥镇的辉煌出现在唐宋，但板桥镇与“海洋”“贸易”“文化”三个关键词产生关联的，则经历了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的过程。附近三里河遗址所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则为板桥镇及少海区域文明的滥觞。
1958年，山东大学著名历史系教授韩连琪，在青岛文物商店发现一幅高凤翰的水墨花卉，画中插有莲花与莲房的陶器，有流有魞下有三足，酷似龙山文化的陶鬶。画上题诗曰：“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阿翁拾来插蓬供，常结莲房碗大饶。”序云：“余家介子城下，土中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有城也。”高凤翰的故乡就是三里河，韩连琪从画中插莲花的陶器推断，此处可能有一处古文化遗址。从1959年起，山大历史系刘敦愿根据这一线索，按图索骥，在今胶州市南关街道北三里河村西侧发现了三里河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古遗址，以三里河为代表的龙山黑陶文化重见天日，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
青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所所长、青岛理工大学朱艳教授说，在胶州三里河遗址和赵家庄遗址考古发现的碳化稻米、蓄水坑等稻田遗存，为稻作农业从黄渤平原传到胶东半岛，然后出胶州湾经海路向东传到辽东半岛、朝鲜及日本这一传播路线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莱州的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史前时期已成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齐景公与晏子（晏婴）游于少海；公元前485年琅琊海上的齐吴大海战；秦始皇三巡琅琊郡，两次派徐福去东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曾为胶东王的汉武帝刘彻，也多次巡幸琅琊、不其 （今城阳区），先后派人入海求仙……朱艳认为，不论是徐福东渡探索还是汉武帝入海求仙的举措，都标志着这条由（胶东半岛）青岛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列岛的航线，成为名副其实成熟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了。如果说，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多体现在经济、贸易与军事实力上的对外交流和展示，毋宁说这是新兴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人的世界宣言。
宋代板桥镇跃居北方第一港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乱频起，商贸颇受影响。随着隋朝结束南北对峙分裂的局面，海上贸易又逐步“回暖”。真正使“板桥镇”这三个字进入历史视野的，得益于公元623年（唐武德六年）在此建置，属密州（治诸城）。
《新唐书 地理志注》载:“高密，上武德三年置，六年，省胶西县,入焉”；《齐乘》:“唐武德六年，省胶西入高密，以其地为板桥镇”。唐代密州板桥镇的海运和海外贸易已初具规模，高丽和日本的商贾、使臣、僧侣由此到中国，或贸易，或国事往来，或宗教交流等。
能够佐证胶州板桥镇在唐代使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悄然崛起的，莫过于鉴真与园仁。为弘扬佛法，鉴真曾在南方始发，六次东渡日本，但五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失败的教训，使得扬州、宁波等港口穿越东海直达日本的航线不再受欢迎。因而，南方大批去高丽和日本的商船更多还是北上取道“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园仁法师为日本著名僧人，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述了在板桥镇出入中国并见证板桥镇繁忙的景象。
虽然板桥镇在唐代悄悄兴起,但在北方海港中的地位尚不及登州和莱州。“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是以板桥镇古港口在宋朝时期成为北方唯一一个市舶司为标志的。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西部的吐蕃和北部的匈奴势力强大起来,一度控制西域,特别是宋朝国力孱弱，京都一再南迁，西北陆上丝路基本中断。加之中国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下,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板桥镇在登州、莱州古港贸易关闭的空隙内，迅速成长起来。
为更好管理货物和对外贸易,宋元三年（公元1088年），在胶州板桥镇设置市舶司（市舶司是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当时全国设有8处市舶司，分别设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温州、密州等地，北方唯一一个就设在密州板桥镇。其进出口货物量“必倍于杭、明二州”（《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直至南宋末年,板桥镇还保持着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两大传统优势。
昔日的板桥镇有多繁盛？《宋史》有载：“胶西当宁海之冲，百货辐辏……时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货，价增十倍。全诱商人至山阳，以舟浮其货而中分之，自淮转海，达于胶西。”清乾隆年间胶州知府周于智，写“少海连樯”有序云：“每秋冬之交，估客骈集，千樯林立，与潮波上下，时而风正帆悬，中流萧鼓，转瞬在隐约间；又令人想蜃楼海市，咫尺云烟矣。”
板桥古港式微与新机遇
经过了宋朝的隆盛，板桥镇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及枢纽，也没能逃脱式微的命运，尽管这个式微过程较漫长。
在元朝时，南方主经济，北方主政治的基本格局已确定，南方的粮食、丝绸、瓷器等如何北上运往元大都，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使得海运取代漕运和河运，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由于山东半岛特殊的地理位置，板桥镇依然发挥着中转枢纽作用。到明朝时，随着航海技术突飞猛进，尤其是郑和下西洋开启中国远洋航海时代，板桥镇作为北方良港的地位依旧显赫，胶州也因板桥镇港的海河贸易中心而繁荣富足，被称为“金胶州”。
真正使板桥镇作为北方良港的地位发生动摇的，是明末清初的海禁政策。由于海上倭寇入侵、胶东半岛诸海港被关，“海上丝路”被阻隔。清朝整体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整个“海上丝路”一度消沉。特别是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西方殖民者、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纷纷来到东方，传统“海上丝路”面对西方掠夺和战争挑战而衰败，加之后来胶州湾淤积等原因，板桥镇作为北方重要古港的优势逐步消失。
大沽河博物馆馆长王磊曾参与板桥镇古遗址的挖掘及研究。他说，尽管现代化的巨轮取代了早先的蒙艟帆樯，青岛港取代了早已落寞的板桥港，但是，无论基于何种判断，板桥镇曾是海上金融、商贸以及文化交流的枢纽地位昭然若揭。作为历史古港，板桥镇见证了青岛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它的存在与发现，使得以海洋为中心的青岛文化发展的脉络愈加清晰。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尤其是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召开，胶州被确定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关于板桥镇与 “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逐步深入。
朱艳认为，对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不能仅限于青岛和胶东半岛。对此，她提出了“海岱廊道”的概念。
海岱地区原本是考古名词，“海”是大海，代表胶东半岛；“岱”则指泰沂山脉，它们的中心都在山东。在黄泛区以南，泰沂山脉以北，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山前冲积平原，这个平原里有密集的考古遗址。朱艳说，如果把这些遗址用一根红线连在一起，就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狭长的通道，正好和齐长城走势一致。它与丝绸之路上的天山廊道东西呼应，成为山东丝绸生产重地向西安汇聚的重要东方廊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亚洲儒家文化圈的重要通道。而青岛，正是海岱廊道上的一个交汇点。
朱艳认为，海岱廊道不仅对青岛的历史和文化解密有着关键作用，对于我们打开视野，更好地养成对青岛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促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