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曾居北京八年，授课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抗战时期任教于西南联大、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等各学府。期间，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钱穆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他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却仅仅有高中肄业的学历。他没有拿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毕业证，更没有任何学士硕士博士的头衔。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这里自古有着“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的美誉。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不料在12岁时，41岁的父亲因病去世。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家境更加贫困不堪。可是，钱穆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宁愿忍受孤苦，给富人家当保姆带孩子洗衣做饭，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使失去了父亲的钱穆，得以继续学业。
当时，钱穆就读的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首任舍监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诱，深受大家的喜爱。后来换了新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科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几位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却很欣赏，他推荐钱穆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
就在钱穆进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求学不久，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解散了，钱穆被迫辍学。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
在这十年乡教的时间中，钱穆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果。后来，他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这个时期他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在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赞其 “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3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肄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京大学当时校务主要由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湖也就是今天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对钱仍是关爱备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去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在顾颉刚的鼎力推荐下，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还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学者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因此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钱穆的成功，自然归功于他艰苦自学而取得的扎实学问功底；但是，毫无疑问，也归功于看重真才实学不唯学历文凭的学术空气；也归功于顾颉刚胡适等教授学者的无私举荐人才的高风亮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钱穆、陈寅恪等一代宗师一级的人物，大多都是没有什么学历而自学成才的大家。但是，尽管身处乱世，他们的才学却没有被埋没于乡野，而是最终都以自己的真才实学走上了中国当时最高的学术园地。
鲁先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