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训导处是控制学生思想行为的机构，那么校训则是指导师生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辞海》（中华书局版）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由此可见，校训是一所学校对全校师生员工具有导向性、规范性、勉励性的训示、号召与要求。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校训是一所学校教育理念、治学风格的高度概括，是学校办学传统与育人目标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大学文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内容。好的校训能铸造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而特立独行的校园文化又能张扬学校的个性，涵养大学精神。因此，大学校训不仅应当挂在校园的醒目之处，更应当印刻在广大师生的心里，融化在广大师生的行为中，只有这样，作为大学校训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1938年9月19日，教育部训令 《颁发国训及青年守则》指出：“查全国各级学校，无论其为公立或私立，自其分者观之，每一学校各有其不同之历史环境及一贯之精神，故每校应依其所有之特征，制定校训校歌，昭示诸生，以必遵之准绳。自其同者观之，凡属中国之青年，均应有其共同一致之道德信念，以确立民族自尊自信之基础。兹规定：（一）全国各公私立各级学校，务各制一特有之校训及校歌，以兹感发；（二）各校一律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共同之国训，并制成匾额悬挂于各该校之礼堂……并限于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校训校歌，呈报备核。”在这种情况下，各个院校催生了一批新的校训。如西南联大制定的 “刚毅坚卓”的校训，武汉大学提出了“明诚弘毅”的校训。
西北联大校址安定之后，于1938年10月19日召开第45次校常务委员会议，决议称：“校训制定‘公诚勤朴’四字与国训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
校训最原始的解释出自黎锦熙教授1944年5月在城固撰成的 《国立西北大学校史》，其中有：“‘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至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之道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矣。‘贫、愚、私、弱’，人皆知为吾民族之所苦；勤朴公诚，正其对症药也。”详解如下：
“公”即天下为公。《礼记》提出了中国古代贤哲梦寐以求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高标准。近代以来，“天下为公”则是孙中山先生终生所倡导的精神。黎锦熙以“公以去私，用绝党争”释之。它表达了西北联大以国家建设与民族事业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
“诚”即不诚无物。“诚”乃天之道。《礼记注疏》曰：“物，万物也，亦事也。大人无诚，万物不生；小人不诚，则事不成。”朱熹解释说：“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即：只有至诚之心、全身心的投人，才能有所成就一成就自己的同时成就他人、成就事业。黎锦熙同样认为，“诚”可以 “实”去“弱”去“虚”。它蕴含了西北联大师生以诚待人，以诚做事，忠诚于中华民族的精神。
“勤”即勤奋敬业。《尚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诗经》云：“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唐代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的：“勤以开源”；“夫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也”。它是西北联大师生忠于职守、奋发有为的表征。
“朴”即质朴务实。儒家认为质朴与文饰相对。道家主张“朴”即朴素、本真。黎锦熙说：“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止此，乃巧诈之反。‘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此足以去愚，凡诈皆愚也。”把“朴”解释为节俭节流，不事雕琢，与世无争，埋头苦干。它是西北联大师生艰苦朴素、质朴务实的真实写照。
受命撰写校歌歌词的西北联大秘书处主任兼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稍后将校训写入校歌。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也分别拟有“公诚勇毅”“诚朴勇毅”的校训，表现了三校同出一源、分而有合的紧密联系。2002年1月15日，西北大学筹备百年校庆时研究确定，沿用1938年所定之校训。
可是没过多久，在1939年5月1日，教育部又发出代电：“查各级学校校训，前经总裁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中建议，规定为‘礼义廉耻’四字，当经全体一致接受”，兹颁发遵照悬挂。对西南联大制定的 “刚毅坚卓”的校训不予批准。此举虽遭到西南联大的抵制，但“礼义廉耻”一统学校的情形还是显现了。（58）
张在军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