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时候，我50多个小时没出手术室”-青岛报纸电子版

    “回想起第一次和大家见面的情景，和如今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当时家属们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让大家活得更久，活得更好。”这是2018年2月3日，青岛大学医疗集团副院长、青岛大学移植医学研究所所长、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在青岛市器官移植受者联谊会——青谊之家上的开场白。
    没有摆功评好，没有志得意满，有的只是对自己的勉励和对患者的祝福。我们的对话就从“青谊之家”开始。
换了器官的人是另一个健康体系
    2014年9月21日,青岛移植随访及康复指导中心、青岛移植受者联谊会——“青谊之家”在青大附院成立。
    “青谊之家”由器官移植康复专家组的10位医生和近百名器官移植受者组成,为省内外移植受者提供医疗咨询、门诊随访、医患交流等一站式服务,并建立移植受者之间互相交流的平台和渠道。谈起成立“青谊之家”的初衷，臧运金表示主要是为了术后随访的需要。
    “一个高水平的器官移植中心必须要有术后随访的支持。如果只是做手术，那这个中心是不完整的，实现器官移植的长远目标需要长期随访。”臧运金说，“做移植的目的是什么？让终末期病人长期活下去，恢复健康，恢复工作，恢复生活。换了器官的人和没换器官的人相比，是另一个健康体系，有很多问题需要咨询和指导。‘青谊之家’就是我们的术后随访和咨询指导中心，这个平台由专人负责，做到真正地为病患服务，人心换人心，时间长了，医患关系自然就好了。”
    在臧运金看来，术后随访的效果和医患关系直接相关：“术后随访如果没有病人的配合，肯定做不好。要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需要大家热心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标杆作用。我们‘青谊之家’的会长是2003年做的肝脏移植，已经健康地生活了15年；刚才表演武术的70多岁的老人是2005年做的手术，术后13年了。刚才坐我边上那位老爷子去年做的手术，今年73岁，我们中心做肝移植的年龄最大病人是77岁。高龄老人做器官移植，术后生命健康恢复的压力很大，对这些压力比较大的患者，恢复起来磕磕绊绊，医生再怎么说也不如和术后病友在一块儿互相交流、互相勉励有效果。”
    “目前我们的随访互动得很好，医疗水平也很好，但就是缺乏特色，这些受者完全应该享受到比一些私立医疗机构条件更好的服务。私立机构能够提供比较舒适的环境和服务，单论医疗技术的话不可能比青大附院高，但是人家在服务理念、服务流程，最重要的是对追求幸福这个共同目标上做出的努力，应该得到认可。”
    “器官移植还有很多生命科学目前无法破解的密码，”臧运金说，“在现有的知识和技术配合的情况下，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的术后恢复各有不同。不只是个体差异的关系，还牵扯到和捐献者的匹配融合问题，这都是需要真正去研究攻克的。”
“我只要答应来，就绝对不会丢人”
    1999年，在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工作了15年的臧运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被世界公认为肝脏移植学科“圣殿”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ThomasES－tarzl移植研究院移植外科研修，次年成为国际肝脏移植学会医师会员。
    回国后，臧运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现代临床肝脏移植创始人沈中阳教授创立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5年，臧运金进入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研究所并任常务所长，同时兼任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科主任。自那时起，他以北京、天津、济南三地为中心，将肝脏移植技术辐射向全国各地。
    2014年2月，臧运金从武警总医院来到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工作，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随之成立。四年来，该中心肝脏移植、肾脏移植手术数量及手术质量均稳居全国前列、山东省第一，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更是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前三。
    回忆起来青岛发展的契机，臧运金表示自己被“放手做事”的前景打动：“我在北京的话生活会非常好，级别待遇各方面也会很好，我为什么答应来青岛？因为青岛给我平台让我放手做事。当年王新生院长请我来，我说如果我只是去做临床手术，那我用不着来也能实现。我要来第一要做一个学科，第二我要带一个团队，把我的理念和奋斗精神传承下去，第三要能做科学研究。我跟王院长说，你让我争光，我可能争不了，但是我只要答应来，就绝对不会丢人。”
    创业并不会是一番坦途，臧运金也经历了一番磨砺：“我们曾经遇到很多困难，组建团队的时候，是我从武警总医院请了一组人，医院组织一组人，又从济南请一组人。当团队运行到一年多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太累了，得到与付出不成比例，就退出了团队。当时中心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我想这是每个组合式的新团队都会遇到的问题。创业时都在闯，稍微有点问题就会有别的想法。”
    这个难关到底该怎么闯？是知难而退还是勇往直前，臧运金说，他“不能让人看笑话”：“这种时候埋怨没有用，要不要争这口气？我如果甩手走了，对我一点儿影响也没有，我回去还轻松，无非是没有做起来，但做不起来也不是我的事儿。进一步是什么退一步是什么，我考虑得很清楚。最难的时候，我连续五十多个小时没有出手术室，不能让人家看笑话。如果我撤了，那就真丢人了。我不撤，无非就是一个人变两个人用，渡过这个难关。医院也支持，说你去找人，找人我们引进。”
    风雨过后是彩虹，青大附院器官移植中心的运作终于冲上快车道。“那一年，我们做了九十多例肝移植，超额完成了80例的年度目标。你的付出大家看到了，手术的数量和质量都上去了，病人范围扩大了，学术活动也开展起来，中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各地的专家领导都想来这里看看。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人家一看，说行啊老臧，你到哪儿都能干起来。现在我就相对比较轻松，想下一步规划发展提高的事儿。2017年肝脏移植被评为山东省临床精品特色专科，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
青岛应该有一些在全国打出名堂的学科和专业
    臧运金说，来到青岛之后，经常遇到一些患者本来很适合手术，却由于经济困难难以实施的情况。他想了一些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却发现知易行难。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物治疗的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40%的费用，而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10%，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贴。但在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仍未纳入医保。
    对臧运金来说，替患者考虑经济问题是个新课题：“我在北京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来到青岛之后遇到的。给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是医生的职责，但我遇到一些情况，病人术后效果预计会很好而且这牵连到几家人的幸福，却在经济上卡住了，这是我觉得最难受的，这也是做医生的难处。”
    一些爱心人士想帮助一起解决这个难题，但是并不容易。“我们救治的这些人也有好多是经济条件非常好的，有身家过亿的上市公司老板，他们想做有针对性的扶贫，想通过我去帮助别人。我想是不是能成立一个公益基金，搭建一个桥梁。有人在病房里直接捐给了家里贫困的病人几万元钱，这件事说明，第一，真正条件好的人有这个爱心和能力；第二，真的有人需要帮助，但中间缺少环节对接。我们想做扶贫救助也好，大病救助也好，都比较困难。相关部门说可以批，要找到主管单位，但主管单位就很难找，因为这是有风险的。”
    尽管知易行难，但臧运金说自己初心不改：“我的初衷就是想为我们青岛做点事情。我来青岛做器官移植中心，希望有需要的青岛病人都能够享受到国内最好的移植服务。”
    要做到最好，就不能只是偏安一隅，而要放眼全国。臧运金笑言，这就是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你做主治医师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把病人的病治好；当你做主任医师的时候，你要去想这个学科该怎么发展；当想要在更高层次上做大做强某个专业的时候，你就要想三件大事：第一做个学科，第二带个队伍，第三要有研究机构。”
    “北京的医院为何发展得好，因为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学科，比如协和的免疫，阜外的心血管，靠顶尖的学科引领带动医院发展。青岛的医疗资源配备也应该对一些优势学科相应倾斜，作为区域性医疗中心，应该有一些在全国打出名堂的学科和专业。”
    要做强学科，还有难题需要克服，在臧运金看来，留在最高级别的学术圈对保持创新至关重要。“要做大做强一个学科，就要有全国性甚至国际上的影响力，目前全国性国家级的学术机构，每个省只有一到两个委员名额，我现在是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但如果面临换届，在青岛受名额限制可能就会选不上，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不能留在最顶级的学术圈里，从学术资源到课题支持，对整个团队发展都有影响。不在最高级别的学术圈里，最新的理念根本就听不到，怎么创一流？”
    人才引进是否可以解决这一难题？臧运金表示并不好说。“即使引进院士，但人家能全心全意全职来吗？据我所知有个院士在全国设立了五个点，他有那么多的团队和思路吗？他的思路会五个点每个点分一个方向吗？这就是运行体系遇到的问题。一流的专家来了，怎样保障人家继续保持在一流学术圈里待下去？不是说你使劲做，做得越好就能待下去，因为成果是有周期的，年年有成果就免不了拔苗助长。”
器官移植，也是文明程度和文化自信的体现
    记者：不久前的2018年中国
    器官获取组织大会上，您介绍的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标准化规范
    化平台建设被称为青岛模式，具
    体说应该是个什么模式？
    臧运金：其实就是我们在器官捐献移植工作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是按照国家要求，做到标准化规范化。我们发现潜在的捐献者都会转运到医院，一是要加强救治，而如果确实救不过来，达到死亡后捐献指标，再去做捐献。把潜在捐献者转运到医院里，就能从流程上做到规范化标准化。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就是怎么去落实和把控死亡标准的问题。死亡有国家标准，要达标才行。怎样严格执行这个标准？潜在捐献者是处于不可逆死亡的状况下才来捐献器官。作为医疗机构，要判断他已经或者即将达到不可逆的脑死亡，才能考虑捐献问题。
    记者：捐献者的标准一定是
    非常严格的。
    臧运金：是的，判定达到脑死亡标准，第一次判定后要求12小时后重复判定，必须要有国家认可的神经系统专家按照标准去判断。如果没有12小时后的重复判定，就不能作为脑死亡捐献，也就实现不了捐献者捐献器官利用的最大化。如果做心脏死亡后捐献的话，器官的质量会受影响。设计流程时，要让更多的专业人员参与，增加把控环节，严格标准。每一个捐献者资料都要上报国家系统，做到实实在在的可溯源，同时要保护捐献者的隐私。这种模式运作起来难度很大，但只有在医院里才有时间去做严格的评估，才有机会让不能用的器官变成能用的。心脏停了，不能用了，我们可以用上各种先进设备如ECMO保持其他器官有氧有血供，还可以捐献。
    正是因为我们器官捐献移植流程做到了标准化规范化，使得我们捐献完成例数居全国前三，山东第一。在青岛，捐献器官利用率达到3.07/人，位居全国第一。我们做的捐献器官最多的案例是一个23岁小伙子，是大学生，出了车祸后脑死亡，他救了九个人，做到了捐献器官利用率的极限。我们希望继续创新技术提高水平，实现捐献者捐献器官利用率的最大化。
    记者：您对青大附院器官移
    植中心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预期？
    臧运金：干好一项事业不仅需要团队，也需要外部刺激。一花独放不是春，我们的目标是要带动整个地区器官移植水平的提高。我们还要做学科群建设，青大附院的肝脏移植目前是得到全国认可的国内一流学科，我们还要带动肝病内科、肝脏外科、麻醉、血库、检验、病理和护理等相关学科建设。除了肝脏移植、肾脏移植，还要把心脏移植、肺脏移植做起来，发展起来。未来中心的发展空间也会更大，现在只有30多张床位，设计手术60例左右。崂山院区新楼投入使用之后，我们大概能扩大到做80到100例手术的硬件，但也还是不够用，跟不上我们事业发展的步伐。
    记者：您个人怎么看待器官
    移植这项事业？
    臧运金：公民逝世后捐献遗体和器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2017年我国器官捐献量达到全球第二，树立了很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争了光。过去外国人攻击我们的器官移植是运用死囚器官，国际上树立了防火墙,不让我们参与国际学术交流。2015年1月，中国宣布停止死刑犯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到了。但实际上中国人思想文化的先进程度和认识水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未来，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将成为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而青岛市目前在副省级城市里面排名全国第一，这也是我们青岛的骄傲。
□青岛日报/青岛观/青报网记者赵波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