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德国人眼中的青岛（1945~1949）-青岛报纸电子版

    1932年出生于北京，现年88岁的赫尔穆特·克里科（HellmutKlicker）先生居住在日本芦屋市。 2009年，出于对克里科的外公、第一个在青岛开设旅馆的德国人特伦德尔（Wilhelm Tren－del）的兴趣，经已故波恩大学马维立（WilhelmMatzat）教授引荐，让我结识了这位定居日本的德国老人。同年秋天，克里科还携家人来到青岛访旧寻根。他们游览了青岛老城区、崂山，也找到了祖辈和家人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虽然出生在北京，但因自1927年起，父亲成为枣庄中兴煤矿公司（ChungHsingCoalMin－ingCo., Ltd.）的总工程师，所以克里科人生的第一个五年是在鲁西小城峄县（今枣庄市峄城区）度过的。克里科曾回忆到，“我记得，当时的峄县是一个被高大城墙包围的小城，一到晚上城门就关闭了，城墙上会有士兵来回巡逻，保卫着城市不被不期而至的强盗洗劫。有时候，枪声彻夜不断，探照灯也在周围扫来扫去……”1937年，克里科离开了战云笼罩的鲁西前往天津。两年后，克里科随家人定居于青岛。与多数留在青岛的德国人在1946至1947年被遣返所不同，克里科直到1949年才选择离开，后经上海返回德国。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也让他从一个德国人的视角，见证了这座城市那段特殊的动荡岁月……
德国战败投降后的见闻
    1945年5月8日，随着纳粹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二战欧洲战场的硝烟开始逐渐散去。在青岛居住的德国人得到消息后，自然都开始担心青岛的日本当局会做出如何反应，以及他们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与困境。克里科回忆道，“实际上，我们已经感觉到日本邻居的态度变化，他们用不屑的神情来表达对我们的藐视。因为投降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幸运的是，青岛的日本当局对我们还算友好，并没有干涉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还能像往常一样去上学。 ”然而，随着中日两军之间的战斗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城市寻求保护。青岛的经济持续衰退，通货膨胀日益上升，市政服务开始恶化，供水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城市之中开始出现的种种迹象，还有坊间四起的小道消息都表明，日本将毫无悬念地输掉这场战争。不久之后，青岛就遭到了来自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次空袭，好在炸弹都集中在了港口区域内，所以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在血腥惨烈的冲绳之战后，美军开始准备对日本本土发动最终的攻击。虽然东京的大本营仍在疯狂地叫嚣着“一亿玉碎”，但显然大多数人都知道，穷途末路的日本已是苟延残喘。 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成为了致命的一击。同样是在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满洲（今中国东北）的行动则彻底压垮了困兽犹斗的日本。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向国民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克里科回忆到，“我仍记得喇叭里天皇那又尖又高的讲话声音。不可想象的事情也发生了！中国人欢呼庆贺，日本人则目瞪口呆。有报道说，一些难以承受和无法面对这个事实的日本人自杀了。我们邻居的一些日本军官则借酒浇愁来发泄失望的情绪，还拔出剑来乱砍树枝和灌木。 ”
见证青岛移交时刻
    从9月初起，青岛市民就经常能看到来自美国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在城市上空低空飞行。最先抵达青岛是由美国情报官员组成的先遣队，他们将主导青岛政权顺利移交的各项工作。 9月16日，在青岛的德国人都被召集到了德国俱乐部（DeutschesHeim，今江苏路基督教堂旁），听其中一个美国情报官所作的纳粹暴行演讲。克里科说，“我认为这会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
    9月17日，克里科目睹到了第一支抵达青岛的中国军队。不过在他看来，“这些人满身尘土，看上去非常瘦弱、疲惫，并且极为厌战。 ”当天，纳粹党在青岛的负责人就被勒令立即搬家，他的房子成为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小查尔斯·库克（CharlesM.Cooke.Jr）中将的官邸。克里科回忆到，“还有一些德国人被美军逮捕。幸运的是，德国学校在更换了校长后继续上课。另外，我们被告知，根据美国人的命令，体育课被叫停了。 ”10月1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集结，并进行了一次登陆演习，全副武装的士兵乘坐登陆艇上岸。但克里科说，他并没有看到演习，只看到了美军士兵全副武装地坐在卡车里。这可能是在向市民炫耀武力。此后，青岛就成为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驻地，也逐步变成了美国在华北最重要的海军基地。
    10月25日，日本正式移交青岛的仪式在昔日的汇泉跑马场举行。克里科回忆到：“美军排成一行的军事装备展示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坦克、战车、榴弹炮和其他武器。观众前面的台子上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是要签署的投降文件。一些美军高级军官和包括陈宝仓将军等的中国军官出席，我在观众之中。日本军官乘坐几辆破旧的汽车抵达，其中一辆还在中途抛锚而且没法再次发动。这是一个简短的仪式，文件签署后，日本人宣布投降，并摘下他们的佩剑，现场的观众们高兴得欣喜若狂……”
被迫搬家后的艰难处境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军及其家眷来到青岛，他们亟需更多的住房来安置这些人。当时的市敌产住房考核委员会曾下令，一律按照比例幢数退出房屋。总共收回的72幢房舍中，分配给了美军23幢，且多是市内最宽敞、舒适和壮观的建筑物。但这远远满足不了美国人的需求……当时住在太平角二路7号的克里科回忆到：“一天，美军来到我家，告诉我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搬走。接管就像是一场军事行动。我至今记得军车开进我家的院子，把我心爱的独木舟碾得粉碎。我们只允许随身携带衣服和一些日用品。房子在家具齐全的状态下就被强行移交了。 ”克里科一家在八大关一个德国人家里找到了避难所。但这座房子随后也被美军强行征用，他们只能再次搬家。幸运的是，克里科一家在自家对面的路口租到了一个小小的日本房。住在那里的日本家庭刚刚被遣送回国。克里科说：“我们终于安全了，因为美国人不会对这个如此寒酸的住处感兴趣。 ”
    11月30日晚，所有还在青岛的德国人被召集到水边大厦（EdgewaterMansions，今东海饭店）观看一个反映纳粹暴行的电影展。他们看到了一部美军在欧洲解放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足以让人震惊不已。绝大多数观影的德国人都困惑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不幸的是，这是真的！克里科说，这些记忆至今还在困扰着他。同时，在这个晚上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已经不能指望任何的怜悯，最好的办法只能是自谋生路。 ”
    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难民显示，美国从中斡旋的和平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国共双方的内战又重燃战火。在当时的青岛，贫穷和饥饿的难民挤满了各条街道。城市的电力供应开始变得不稳定，通货膨胀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在毫无节制地飙升。中山路和其他地方都出现了提供食品、酒类、服装，及其他与美军交换商品的黑市。有时候，市场会被当局搜查和取缔，但转过年来又会在别的地方出现。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把积蓄兑换成黄金、美元和粮食……当时克里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他也敏锐地发现，“美国人与中国平民百姓之间少有交流。在如何归还被他们‘解放’的青岛上，美国人随意地做出了他们认为合适的决定。这不仅使国民政府显得更加软弱无能，也让市民觉得美国人无法信赖，并且美军还常常制造一些加剧冲突与对立的事端。很不幸，美国人并没有利用好他们是日本侵略的最早解放者这一优势来促进某种善意的合作。 ”
想方设法躲过遣返命运
    1946年6月，第一批被遣返的德国人乘坐美国海军“MarineRobin”号离开了。绝大多数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个别自愿离开的人，比如克里科的哥哥罗尔夫，他想回到德国后继续深造。青岛的德国学校也在6月5日关闭了，房屋被美国学校接管。克里科说，“让我非常感激的是，虽然是个‘敌人’（enemy alien），但我可以在美国学校继续上学，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或仇恨，反而是宽厚和公正。这所学校也有自身的困难，学生们来自完全不同教育背景的许多国家或民族，因此老师们在如何将每个人融入这个群体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考虑到这么少的共同点，他们的确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老师们还成功地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友情和对学校的特别偏爱，这些在校友们重逢时仍在耳边回响。”1947年6月，克里科从青岛美国学校高中毕业。
    成王败寇，身为战败国国民的克里科和他的家人始终面临着被驱逐出中国的危险。 1947年8月，克里科一家收到了青岛德国救济委员的通知，他们将被送往上海，并乘坐美国海军的“GeneralBlack”号遣返回国。克里科回忆到，“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冲击。当时家里只有妈妈、我，还有3岁的弟弟。我父亲已在1946年的枣庄战役期间被绑架到东北，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我母亲决定在事情不确定之前不离开中国。”克里科的母亲想尽一切办法，要求把他们的姓名从名单中去掉。她打电话找到了警察局外事科负责人，又设法联系上了市长和在政府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兴驻青岛分公司经理。克里科说，“妈妈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确定名字会从名单中被去掉时，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别的人家却完全可能措手不及地在最后一分钟被加入名单，他们像罪犯一样，只有两个小时收拾自己的行李。对所有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遣返名单是由美国驻青岛总领事馆，而不是国民政府决定的。我们被为所欲为的权力任意戏弄，那些没办法待下去的德国人只能被迫签字。 ”
混乱与萧条之中的生活
    由于内战的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经济也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的萧条。青岛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来自国内的货物流通也随之停滞下来，交战双方加紧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青岛这座城市里挤满了一贫如洗的难民，市民仅有的储蓄也瞬间就被恶性通货膨胀所吞噬，除非它们能立即被换成美元和金条。这使得生活在这个混乱的环境里，变得越来越困难。
    幸运的是，克里科父亲的老板每月还支付给他们微薄的津贴，以对付生活必须支出的费用。克里科说，“毕竟我父亲在日本占领期间保护了公司的资产和工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还在日本投降后的内战期间留在枣庄，这也导致了他被绑架。老板认为他们有责任，并试图帮助我们，特别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中兴煤矿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李宗光（LiTsungKuang）。 ”1947年，中兴公司高层通过交涉和谈判，成功地为克里科一家要回了被美军征用的房产。克里科说，“我们终于可以搬回到家里。他们甚至让美军的住房部门重新整理房子，并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之后这么说吧，我们满意地看到，占据我家的美军上校收拾后离开了。 ”
前途未卜的学习深造之路
    因为对新闻一直很感兴趣，克里科以编外学生的身份进入了鱼山路上的国立山东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攻读一个新闻学科，这门课程由当地英文报纸《民言报》的编辑用英文授课。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调查报告，克里科特别喜欢与同班的中国学生交流探讨。“他们住在校内的宿舍里，都有退伍军人背景，拿政府的奖学金。我们谈论过很多关于未来中国的事情。他们非常爱国，并认为自己有强烈的责任为普通百姓改善生活。 ”克里科回忆说。虽然对商业课没有多大兴趣，但认为自己多学些基本的办公室工作会有用处。1948年年初，克里科去了上海继续学习，进入了四川路的上海商学院。6个月的时间，他学习了会计、打字和速记。克里科回忆到，“在大都市生活真是带劲，但这里末日来临的感觉也愈加强烈。街道上到处是贫穷和饥饿，通货膨胀继续上升。1948年8月，金圆券的发行与限制价格、工资和汇率让货币暂时停止了贬值，但这却无济于事。仅仅两个月后，限制就被突破了，物价又开始了前所未有地飞涨。 ”
    回到青岛之后，凭着在上海学到的办公室工作的基本知识，克里科在美国海军供应部的沧口航空基地（今沧口机场）谋得了一份工作。他的表哥也在那里工作。当时的沧口航空基地是个军民共用机场，中国航空公司（CAT）的民航飞机从这里起飞，运送各种物资到那些仍被国民政府控制的围困城市。克里科回忆到，“时常有带着防空炮火弹孔的民航机降落，这时警报器就会大作起来。 ”随着内战形势的进一步变化，交战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克里科打工美军基地也在1949年1月因业务缩减而永久关闭了。
经上海返德留恋青岛
    克里科说，“当时我就觉得美国人已准备慢慢离开青岛，国民党的部队也会全面撤退。所以我也该离开中国，回到德国继续我的未来学习了。因此，当美国人表示愿意把希望撤离的外国人送到上海时，我报了名。从那里将有可能回到德国。”但克里科的妈妈带着弟弟还是选择留下来，直到她发现了自己丈夫的下落。1949年2月13日，克里科和大部分剩下的外国人登上了美国海军的军用登陆舰从青岛前往上海。克里科说，“我看到了青岛的红瓦绿树在视野中逐渐远去，我也在问自己，是不是再也看不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了？”在上海进行了短暂的停留，1949年3月3日，克里科乘船前往欧洲。三个月后的6月2日，随着最后一船溃逃的国军士兵从大港码头驶离，解放军迅速进入市区，青岛随即宣告解放。从此，这座命运多舛的美丽海滨城市也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返回德国的克里科攻读了化学纺织专业，毕业后他进入了跨国化工企业拜耳公司的燃料分公司工作。除了韩国和印度，克里科职场生涯的多数时间是在日本。1974年，他遇到了现在的日本妻子迪子（Michiko），他们婚后育有一女Annie，她在美国读大学，并生活工作在洛杉矶。1992年退休后，克里科又被拜耳聘为顾问，在香港的联营公司工作直到1997年。克里科说：“在最近几年的工作经历中，我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旅行，也做市场研究和培训技术人员。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份令我引以为豪的经历，可以这样说，它让我的人生经历非常圆满。”在日本定居许多年之后，克里科，这个出生在中国的德国人已经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家，但是他仍深知自己的根在中国。克里科说，“每当我的双脚踏上中国的土地，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做为一个曾经度过快乐时光的记号，我们曾在青岛居住的房子，太平角二路7号也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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